4月14日10时52分，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而梁思礼还有一个为外界熟知的身份则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

　　梁家是文化界的传奇家族。在梁启超的教育下，九个子女个个皆是某一领域专家，在中国科学史乃至世界上流传着“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就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孩子的成长成才与家庭环境有莫大的关系，与父母亲的耳提面命更是密不可分。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忧国忧民、勤奋著书、匡国济世的同时，他还十分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他将自己的学识和感悟润泽在儿孙身上，在当时政治动荡、风雨飘摇的社会下，以一己之力，培育了梁氏一家“满门俊秀”，使子女九人各有成就，并在各自行业内默默奉献。

　　虽子女众多但对女婿儿媳都一样关注

　　梁启超子女众多，但他对每个孩子都相当关注和欣赏，毫无偏颇。他曾给当时身在国外将要结婚的长子梁思成写信说：“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作‘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他让每个孩子都感到在父亲心中是极为特殊的。父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一个慈爱的眼神都能注入孩子的生命，滋养出自信的花朵。梁启超给子女的这股力量，变成了他们一切成就和幸福的基础。

　　同时他充沛的父爱也无私地惠及了女婿、儿媳。他赞女婿周希哲“是天地间堂堂的1个人”，写信给梁思成、林徽因，表达对他们婚姻的喜悦：“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

　　不看重文凭强调理解主张“乐而学”

　　对于子女的教育，梁启超绝不有所怠慢、节省和亏欠，为了子女能得到更为丰富、全面的教育，梁启超可谓用心良苦。

　　为了随父母在日本生活的长女思顺能接受良好的华人教育，梁启超亲自在家教女儿读书，还改建实验室帮助女儿学习。为帮助二儿子在考古学上有所进益，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考古发掘。为了帮助梁思成了解西洋美术及建筑，梁启超专门筹集了五千美金，让毕业新婚的梁思成、林徽因取道欧洲回国，兼度蜜月和考察。并且这番张罗是在梁启超去世前仅一年，当时他身患肾病，时常便血，极为痛苦，且家境已不富裕，长女思顺甚至写信来说要负担他全部生活费用。

　　大孩子们出国留学，梁启超忙于政事，自觉对年纪小的孩子教育不足，便为他们专门聘请谢国桢为家教，为他们补习国学、史学，丝毫不放松对孩子们的教育。

　　但无论是治学还是生活，梁启超都主张趣味和乐观，鼓励子女分出时间来选一两样爱好的娱乐，增添生活的趣味，而不是单独执着于单调的学问研究上。在学术方面他也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勉励子女要“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在指点孩子如何做学问上，他也只强调学习要“求理解”，“不强记”，且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尤其注重心性的养成，“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事实上，相对学业，梁启超更关心的是孩子们的身体。

　　次女思庄初到加拿大留学时，英文有些困难，一次考试在班上得了第十六名，为此极不痛快。梁启超得知后写信鼓励她说：“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三十七人中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后来，思庄经过努力成绩一跃成为班上前几名，升入大学，梁启超高兴之余，特意写信嘱咐：“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因为她本勉强进大学，实际上是提高了一年，功课赶不上，也是应该的。你们弟兄姐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功课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

　　对子女的人生选择在尊重平等的基础上引导

　　在梁启超的父爱里，只有子女，没有自己。他对孩子的任何帮扶劝导都是以对方的终身幸福为考虑，在他眼里，学业成就，远不如心性、志趣、健康和幸福重要。

　　他自己从支持维新到赞成革命，从积极从政到潜心治学，一生求索真理，不停改弦更张。虽然，他个人在政治上，或许不算成功，但他的谦逊、敏锐、自省和坦诚，却让他成为了一位“无代沟”的好父亲。对子女的个性选择和发展意愿，梁启超也一直基于平等、尊重的立场，谆谆劝诱，从不让子女以自己的理念判断为圭臬。对每个孩子的特点他也会用心揣摩，因材施教，对他们的前途做出周到的考虑和安排，并且会反复征求孩子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次女思庄留学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在选择具体专业时，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思庄遵从了父亲的意愿，但在学习中，生物学无法引起思庄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向大哥思成叙说。梁启超知道后，心中大悔，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思庄遂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生活中最爱给儿女们写信

　　梁启超的一生留给子女最宝贵的财富，大概就是他给孩子们写的400多封家书。前后共持续15年，少则每年几封，多则几十封，总计百余万字，占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有的只有寥寥十几字，仅为报平安或交代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或纵论时事，或畅谈家事，又或与子女谈心聊天，生活巨细，一一备述。写作时间有的是深夜两三点钟，有的则是清晨起床后，只要稍有时间，梁启超就爱跟孩子们“唠叨”上几句。

　　这每一封信里，都透露着梁启超浓浓的爱意，其情之真、其爱之切，几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能被其强大的磁力一击命中，并被深深吸引。

　　正如梁启超在家书中反复提到的一点：“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在信中他称呼长女思顺“大宝贝”、“宝贝思顺”，即使当时这位长女已经三十几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最小的梁思礼小名“老Baby”，梁启超常在信中叫他“老白鼻”，还给三女思懿起外号“司马懿”。

　　而在给次女思庄的信中，梁启超曾这样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姐姐(长女思顺)呢，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社工部那‘剪取吴淞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这字里行间满满的都是父爱啊！

　　作为父亲的梁启超在孩子们远离身边以后，他几乎每天都在想一件事，那就是赶快抓紧时间见缝插针给孩子们写封信，然后忙里偷空再看几遍孩子们的来信：

　　“前日得思成八月十三日，思永十二日信，今日得思顺八月四日及十二日两信，庄庄给忠忠的信也同时收到，成、永此时想已回美国了，我很着急，不知永去得成去不成，等下次信就揭晓了。”

　　(1925年9月13日)

　　“我这几天忙得要命，两个机关正在开办，还有两位外宾，一位日本清浦子爵(前首相，旧熟人)，一位瑞典皇太子……天天被王姨唠叨，逼着去睡。现在她又快来捣乱了，只得不写了。”

　　(1926年10月19日)

　　“晚饭后打完了‘三人六圈’的麻将，时候尚很早，抽空写这封信，尚有许多话要说，被王姨干涉，改天再写罢。”

　　(1927年12月12日)

　　“我实在睡床睡怕了，起来闷坐，亦殊苦，所以和你闲谈几句。但仍不宜多写，就此暂止罢。”(1928年10月17日)

　　信里的梁启超，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父亲，像是一位幽默的顽童：“老白鼻天天说要到美国去，你们谁领他，我便贴四分邮票寄去。”有时，甚至还会向女儿撒点小娇：“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利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当梁思成来信很少时，便又唠叨起来：“你来信总是太少了，老人爱怜儿女，在养病中以得你们的信为最大乐事，你在旅行中尤盼将所历者随时告我(明信片也好)，以当卧游，又极盼新得的女儿常有信给我。”

　　梁思成后来曾说，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相当大。回忆父亲，梁思礼也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他一生写给他的孩子们的信有几百封。这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一笔巨大财富，也是社会的一笔巨大财富。”